我的一校
我生长在钢城 -- 湖南湘潭钢铁公司，当地人都叫它湘钢。
湘水、高炉、一校
湖南人说起自己的这片土地，喜欢用“三湘四水”来表达对它的热爱和自豪。其中四水——湘、资、沅、澧，最终都汇聚于洞庭湖，再入长江，通向更广阔的外面世界。
而四水之中，湘江流域最大，九万四千多平方公里，仅湖南境内，就占了全省约四成的土地。
湘江自南来，一路滔滔。
到了湘潭，却忽然软了性子。
它拐了两个大弯，河面渐宽，水流渐缓，像一条蜿蜒的青蛇，在这里舒展开宽厚温润的身子。
风水上说，水曲则有情。这样的地方叫“玉带环腰”，最是养人，也宜居住。
这话准不准，另说。
不过，湘潭的兴盛，倒的确与这条江脱不了关系。
明清以来，湘潭是有过大风光的，人称“小南京”，也叫“金湘潭”。
那时候陆路不便，大宗货物多走水路。湘江北上入洞庭、通长江，南下经衡阳，再辗转通往广州。只是过了湘潭再往南，河道渐浅，滩也多了，大船便不好走。
于是货到湘潭，或上岸转陆路，或卸下来换小船。
横竖都要在这里倒一道手。
船一停，人便聚。
沿江的码头一个接着一个，粮船、盐船挨岸停泊。天南海北的人在岸上肩挑车拉。
货栈、布庄、米行、药号、客栈、会馆，也一处处跟着长了出来。
老湘潭把这样的沿江街市叫作“总”。
这个“总”字来历很老。一种说法认为，源自元代管理街市的“总甲”；也有人说，是由巡夜、传信的“总铺”演变而来。
一总、二总，顺着江岸一路排到十八总。每一总，都连着码头、街市和人家。
十八总连起来，便是一条十里商街。
最盛的时候，江面上桅杆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像长出了一片水上的树林。码头上号子声此起彼伏，街市里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米粮一担担进出，药材一包包转手。
湘潭又是有名的药材集散地。药材行里有句话：
“药不到湘潭不齐。”
江上是船，岸上是人。
空气里有米粮气，也有药草香。
一天到晚，热热闹闹。
而后来拔地而起的湘钢，就坐落在湘江一个大弯的深处，隔江遥望着昔日繁华的老湘潭。
这地方，其实早就有人看上了。
抗战前，国民政府曾准备在湘潭岳塘一带建一座大钢厂。德国专家来勘察过，说地方不错：门前就是湘江，水运方便；近处有谭家山的煤，往东不远又有萍乡煤矿，铁矿石也可以顺水运来。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德国谈设计、订设备。
1937年，合同签了。
征地、平整土地，配套的电厂，也陆续动了起来。
偏偏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
战火一步步逼近，钢厂最终还是被迫停了下来。
这个没有做完的钢铁梦，就这样留在了湘江边。
一留，就是二十来年。
到了五十年代，这个梦忽然又热了起来。
毛主席的家乡，也要有自己的钢铁厂。
1958年，湘钢上马了。
这一下，湘潭又热闹了。
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里来。
工程师来了。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了。
更多的是工人。
有人背着铺盖卷，一个人就来了；有人拖家带口，一大家子都来了。坐火车的，坐轮船的，一路往湘江边赶。
不少人来以前，连湘潭究竟在哪儿都不大清楚。
只知道一件事：
到毛主席家乡去炼钢。
那时候的雷公塘，还尽是稻田、水塘和荒地。
人先来了。
厂房还没有。
那就先搭工棚。
毛竹一扎，油毡一盖，能住人就行。
接着建厂房，铺铁路，装机器。
没有多少大机器，许多活就靠肩膀扛，靠板车拉，靠两只手一点一点干出来。
白天干。
夜里也干。
那是个浑身有使不完力气的年代。
湘钢上马那一年，冬天还没到，第一件产品已经出来了。
钢绳车间的房顶还没盖完，围墙也没砌齐。外面焊花四溅，里面的机器却已经转了起来。
第一根钢丝绳，就在这样的厂房里捻了出来。
五百米长。
一圈一圈盘在那里。
东西不算惊天动地，可对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来说，意义不一样。
荒田上真的出东西了。
湘钢，算是在这里扎下了根。
钢厂有了，人也就要安家。
有的是单身小伙子，有的是单身大姑娘，也有已经成了家的。
单身楼、三八楼、新一村、新二村、工人村、铁牛埠、泉心塘……
一片片生活区，也跟着厂房和烟囱长了出来。
大人要上班。
孩子要念书。
于是学校也就有了。
开始并没有什么排场。
几间平房。
一块黑板。
几排桌凳。
老师来了，孩子也来了。
上课铃一响，书声一起，学校就算开了张。
这便是我的第一所母校——湘钢一校。
它的正式名字叫“湘钢第一子弟小学”。
太长。
湘钢人没这么多耐心。
小学就按排行叫：
一校、二校、三校。
中学也是一样，不过换个叫法：
一中、二中。
这是湘钢人自己的称呼。
像一家人的孩子，老大、老二、老三。
一叫就知道是谁。
从来不会弄错。
两分钟
我家就住在新一村最后一栋，三十六栋。
中间隔着另一栋楼。
过了那栋楼，便是一校。
家离学校近。
上学不像出门，倒像去邻居家串门。
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哥哥姐姐已经在一校念书了。
我常跑到教室窗外，踮起脚，朝里面看。
老师站在黑板前。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响。
学生们一排一排坐着，规规矩矩。
我想多看一会儿。
又怕老师发现，便把头缩回来。
过一阵。
又忍不住探出去。
老师大约从没注意过我。
我却总觉得，她早就看见了。
只是不说。
一九七一年，我也进了一校。
一年级有六个班。
我在六班。
一个班五十来个学生。
班主任是年轻的张老师。
那时候，上课前要响两遍铃。
第一遍铃声长一些，是招呼大家进教室。
第二遍短促，才是真正上课的铃声。
第一遍铃响的时候，我多半还没出门。
背起书包，蹿出门，绕过楼后，一路小跑，再一拐弯，就到了。
从家门口到教室，用不了两分钟。
我虽然总是磨磨蹭蹭，可也从来没有迟到过。
那时的一校，已经是一栋马蹄形的两层教学楼。
二三十间教室，近千名学生。
操坪不大，却也足够跑六十米比赛。平日里，更少不了在上面瞎跑嬉闹，尘土飞扬。
中间有个主席台。
学校没有礼堂，全校开大会，都在操坪上。大家搬着小凳子，按班级坐好，校长在台上作报告。
报告讲些什么，早忘了。
倒是瞿副校长，我一直记得。他偶尔给全校学生讲故事，绘声绘色。近千名学生的情绪，都跟着他一根小指头跌宕起伏。
每学期评三好学生、先进分子，表扬好人好事，颁奖也都在这个主席台上进行。
获奖的学生走上台去接受奖励。
奖品有时是一支圆珠笔。
有时是一本日记本。
当然，少不了一张奖状。
我们坐在下面。
眼巴巴地望着。
羡慕得很。
我唯一一次在这里受到全校表扬，是因为勤俭节约。
第二学期三块钱学费，我交的全是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
张老师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告诉了校长。
大会上，校长点了我的名字。
还把这件事当着全校讲了一遍。
我坐在小凳子上。
心里一下子热乎乎的。
有点得意。
又有点不好意思。
只觉得那么多同学都在看着我。
那些硬币，其实大多不是我攒的。
是已经在湘钢修建部上班的大姐，一枚一枚替我攒在一个红皮罐头盒里的。
当然，严肃的事情，也在上面进行。
正在一校读高年级的二哥，班上有个姓马的同学。
不知怎么写了几句反动标语。
这在当时，可非同小可。
学校连续几天开他的批斗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主席台前。
低着头。
接受批判。
他站在右边。
左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陪斗，叫白福。
听说白福是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在学校养猪的地方劳动改造，当饲养员。
多年以后，我二哥告诉我，那位同学后来参了军，成了一名解放军。
两人闲聊时，二哥问起当年的事。
他只笑了笑。
“当时就是觉得好玩。”
“哪知道竟闯下那么大的祸。”
白福，我后来也路遇几回。
有一回他正笑眯眯地牵着孙子散步。
所幸，他们后来都走出了那段岁月。
都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时代过去了。
人总归也过得去。
主席台对面的草坪边，是一排简单的体育设施。
有单杠、双杠。
还有一根几米高的粗水泥柱。
柱顶中央伸出一截金属轴，上面套着一块可以转动的圆铁盘。
铁盘周围垂下来六股粗壮的麻绳。
那是一种可以旋转的秋千，六个人可以一起玩。
我们都叫它“转人步”，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字。
我最喜欢跟着大哥、二哥和隔壁邻居大哥一起去玩。
他们个子高，力气也大。
一边蹬地，一边借力，秋千越转越快。
我个子小，屁股套在粗壮的绳套里，双脚悬在半空。
只管紧紧抓住麻绳，随着他们一圈圈飞转。
耳边风声呼呼作响，人仿佛就要飞出去。
后来，那根水泥柱倒了。
横在地上许多年。
再后来。
也不知去了哪里。
课本内外
那时候，课不紧。
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解放军万岁”。
好念。
一会儿就背下来了。
后面的课文，才渐渐长起来。
有一回，班主任张老师上完课，还剩小半堂。
她说，背完书才能回家。
背的是：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谁先背完，谁先走。
这几句念着顺嘴。
真到老师面前，一句一句背出来，也没那么容易。
我过关的时候，班上还坐着十来个同学。
我杞人忧天。
也不知张老师那天中午陪到几时，午饭又是什么时候吃的。
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还不错。
段考的时候，语文、数学都考了一百分。
只是第二年上学期，我生了一场病，休学半年。
那时候也不晓得要补课。
新学期再回到班上，一下子碰到两个难题。
一个是九九乘法口诀。
上一学期教的，我一点没学。
同学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算术课也已经用上了。我却连口诀都不会，后面的课自然就跟不上。
开始那一两个星期，格外吃力。
还好哥哥姐姐帮着。
一个星期，便背得滚瓜烂熟，连倒背也不成问题。
另一个难题是汉语拼音。
这一门我本来就学得不大明白，又落了半年课，就更加吃力。
什么“b波、p坡、m摸、f佛”，尤其是 z、c、s 和 zh、ch、sh，卷舌不卷舌，我总也分不清，始终云里雾里，生生把这一块落下了。
一直到了中学学英语，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才慢慢弄明白。
反过来，才把拼音给补上了。
学校里的日子，不全是上课。
更有味道的，是课外或课间那些事情。
冬天，最爱玩一种叫“攻长城”的游戏——名字大概是这么叫的。
两队孩子靠着墙站好。
最前面的两个，肩膀抵着肩膀。
后面的，一个顶着一个，拼命往前推。
有点像拔河。
不过不是拉，是推。
孩子们脸涨得通红。
脚在地上乱蹬。
帽子掉了。
鞋也松了。
谁也不肯停。
天本来冷得很。
一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学校旁边有个小山包。
夏天，草丛里有蚂蚱，还有毛毛狗——一种毛茸茸的草穗。
毛毛狗拿在手里，软软的，舒服得很。
小孩子哪里肯只拿着玩。
总要趁人不备，塞进别人的后脖领。
被塞的人缩着脖子乱跳。
旁边的人笑成一团。
山包旁边有条小路。
顺着小路走下去，约莫半个小时，就到了葩金塘。
我们都叫它“大葩金”。
盛夏的暑假里，一到星期天，36栋的大人常会组织大家去葩金塘游泳。
大人们走在前头。
孩子们跟在后面。
日头很大。
路也显得格外长。
可远远一望见水，脚步就快了。
身子还在路上。
心已经下水了。
拼命看电影
学校有时组织看电影。
年代久远，有些电影只剩下几个片段，有些却连许多细节都还栩栩如生。
《英雄儿女》看得我们热血沸腾。
王成从一个壕坑跳到另一个壕坑，手握步话机，最后那一声“开炮，向我开炮”，喊得惊天动地。
那一声，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记忆里最响亮的一声。
《南征北战》也看过不止一遍。
说实话，没太看懂。只记得大部队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去，打来打去，我总觉得有些平淡。
看不懂归看不懂，等到再放映这部片子时，照样一场也不肯落下。为这个，我还差点搭进去小半条命。
那时候每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下午厂领导都要在俱乐部开庆祝表彰大会。大会结束，照例免费放一场电影，那次放的就是我们已经看过多次的《南征北战》。
我和二哥，还有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早早就在外面候着，只等会议结束，大门一开，好进去抢座位。
俱乐部是苏式建筑，那时候看起来很高大。左边翼厅被当作图书馆，右边翼厅辟作乒乓球厅。厅外的窗台很宽。对大人来说是窗台，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却像一条路，可以贴着墙一直走过去。
等得无聊，我便从侧门上了台阶，爬上窗台，想绕到正面去。
走着走着，看见旁边有人爬围墙。我一边歪着头看，一边贴着墙机械地往前挪。到了拐角，眼睛还看着人家，脚却照样往前挪。
一脚挪空。
我从两米多高的窗台上直直摔了下去。
肚子像挨了重重一拳，趴在地上一时动弹不得。
偏巧这时候大会散了。
门一开，人都往里涌。
二哥喊我：
“走，快走！”
见我没动，过来一看，才发现我已经摔成这个样子。两只手腕、膝盖、下嘴唇都摔破了，满嘴是血。
他把我慢慢扶起来。
还看不看电影？
当然要看。
二哥扶着我，我一步一拖地挪进俱乐部，先到厕所把脸上的血洗掉，再进场。
电影已经开演了。
除了银幕，四周黑黢黢的。
我又疼，又晕，站在那里直发抖，还是不肯走。
座位早没了。
前面两排倒正好空着一个。二哥说：
“你去坐那儿吧。”
我挪到位子，像往常一样一屁股坐下去。
谁知那张椅子的靠背已经坏了，椅面没了支撑。我刚坐下去，忽悠一下，又翻到了地上。
难怪就这个位子空着。
二哥看着我，又心疼，又觉得滑稽，真正是哭笑不得。
我爬起来，还是跟他站着，把电影看完了。
就为了我早就耳熟能详的那句：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闪闪的红星》一放映，祝新运一夜成了童星。
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潘冬子一脸阳光，机灵、勇敢，还能跟坏人斗。那时候年纪小，银幕上的人离我们又远，演员和角色常常混在一起，谁是谁，并不十分分得清。
宋爷爷带着潘冬子，撑一叶竹排顺江而下。
青山绿水间，歌声起来了：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我看得入神，心里暗暗佩服：
这老头真厉害，一边撑篙，还能唱得这么漂亮。
哪里知道，那歌声来自银幕之外。
唱歌的是李双江，唱的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
当然，少不了样板戏。
京剧有《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后来又陆续有了《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沂蒙颂》《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
说句实话，也不是出出都好看。
《海港》我就不大喜欢。故事平平，人物也没多少让我惦记的地方。
可居然也有一句唱词牢牢留了下来：
“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
《智取威虎山》就不一样啦。
我最喜欢。
杨子荣打虎上山，威风凛凛。
帅极了。
那时候的我们，哪里懂什么唱腔、身段、流派。
只知道两个字：
好看。
唯一觉得不过瘾的，就是杨子荣怎么不骑一匹真马呢？
要是真骑着一匹马打虎上山，那该多过瘾。
《侦察兵》里的王心刚，英俊得一塌糊涂，连我们几个几岁大的孩子都看得着迷。
敌人正到处搜捕侦察兵，他倒好，反过来装成敌人的师部作战处长，大模大样进了炮兵阵地。
最神气的是那只白手套。
王心刚在炮口上轻轻一抹，看了看手套，又抬眼看看面前的敌军官：
“你们的炮，是怎样保养的？”
明明是个侦察兵，倒把人家的炮兵训了一顿。
太酷了。
那时候，对解放军，心里是真崇拜。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那天一大清早，七点多，我们就到了俱乐部。
大概事先已经听说，这是一部悲剧，很苦，很惨，很催泪。
电影才刚开场。
人物刚出来。
故事还没来得及怎么悲呢，旁边几个女孩儿已经哇哇地哭起来了。
我坐在那里，很是纳闷：
这还没怎么着呢。
怎么就哭上了？
现在想起来，也不能怪她们。
眼泪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听得懂报幕的。
那时候电影实在太少。
可也正因为少，反而记得深。能听到的戏也不多，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出样板戏。
湘钢给家家户户都接了有线广播。
每天早上六点，广播准时响起来。
先是《东方红》。
接着播新闻。
到了下午、晚上，又有新闻，也会放些歌曲、戏曲和唱段。
声音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听进了耳朵。
几年下来，脑子里竟也存了不少东西。
有的是一句台词。
有的是一段唱腔。
几十年过去，许多故事已经模糊。
那些唱词，却像在脑子里安了家。
直到今天，我在家做饭、洗碗，兴致来了，还会扯开嗓子吼上几句。
吼来吼去，大半还是小时候那些歌。
尤其是样板戏。
太太早听惯了。
哪一天厨房里忽然安静一点，或者我换了别的歌，她反倒会在旁边问一句：
“今天怎么没唱阿庆嫂、胡司令？”
危险，都藏在游戏里
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多半没课。
我不爱写作业。
尤其怕抄生字。
一个字抄一百遍。
抄着抄着，那个字就变得可疑起来，不像它自己了。
我常想，好端端一个字，为什么非要抄这么多遍？
为此，没少挨张老师罚。
缺一遍，罚十遍。
我的天呐。
可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先到厂里玩去。
湘钢厂区，在大人眼里，是干活的地方。
机器响，炉子烧。
事情多，也危险。
小孩子却不这么看。
厂区大得很。
我们觉得哪儿都能去。
到处都是新鲜东西。
我们最爱去废品回收站。
翻捡废铜烂铁。
一块铜片，一颗螺帽，或者一个叫不出名字的零件。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就觉得好。
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在回收站看见一只大铁罐。
年头太久，同学的名字记不准了，像是姓王。
铁罐有两层楼高。
四面焊得严严实实。
顶上只留着一个小口。
我们爬了上去，朝里面喊一声。
声音在里面嗡嗡地转，老半天也不散。
他胆子大。
说要下去看看。
身子刚滑进去，才发现脚下根本没有地方踩。
罐壁又高又滑。
下不去。
也上不来。
开始还挣扎了几下。
挣着挣着，就慌了。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拖上来。
他的脸，惨白惨白的。
喘了一阵气。
又跟着我去别处玩了。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小孩子害怕一件事。
怕不了多久。
学校里的危险，也不少。
只是那时候，不觉得危险。
许多危险。
看着都像游戏。
有一年开运动会。
学校拉来两卡车新沙，把沙坑填得高高的。
沙又新，又软。
男孩子们扑进去打滚。
后来，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开始有人从二楼走廊往沙坑里跳。
底下喊得越响。
上面跳得越来劲。
邻居曙湘比我大两岁。
他说：
“你敢跳，我给你一袋话梅。”
没有话梅，我也会跳。
有了话梅。
那更该跳了。
我一连跳了好几回。
人在半空。
只听见风声。
还有底下的叫好声。
心里痛快得很。
回到家，父亲在我屁股上拍了几巴掌。
打得不重。
威慑力却不小。
小时候，只当大人不让孩子玩。
长大了才明白。
他们不是不让玩。
是怕孩子忽然就没了。
离学校门口不远，七十年代初挖过一个防空洞。
还没修好的时候，那里只是一个很大的土坑。
有一回，下了一场大雨。
坑里积满了水。
活脱脱一个小池塘。
孩子们高兴坏了。
跟着大孩子就往水里跳。
坑底乱七八糟。
也不知有什么尖东西。
脚底一下划开一道大口子。
鲜血直流。
伤口深得几乎能看见骨头。
一校教学楼后面，紧挨着一幼，中间连围墙也没有。
一幼，就是湘钢第一幼儿园。
二楼拐角处有一扇大窗。
玻璃早没了。
只剩一个空木框。
我常从那里翻出去，往下一跳，就到了一幼的地盘。
一幼有一排大树。
夏天，树荫很厚。
阿姨看见我，也不赶。
总是笑着说：
“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小孩？”
我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站在树下，看小朋友做游戏。
有时候，也爬幼儿园的围墙。
围墙很窄。
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危险，有时还故意在上面走得很快。
如今想想。
一次都没摔下来，真是不容易。
还能好胳膊好腿地站在这里。
多少有点运气。
操场上，还放着一只废锅炉。
圆滚滚的，很大。
孩子们推着它，从操坪这头滚到那头，再滚回来。
我也在里面推。
推着推着，忽然觉得自己升起来了。
心里还有点奇怪。
起初没觉得不对。
还以为自己成仙了。
原来，是锅炉上一根细铁管勾住了我的衣服。
把我卷到了上面。
又从前面栽了下来。
锅炉还在往前滚。
眼看就要从我身上碾过去。
幸亏旁边玩的一个邻居大哥看见了。
大喊了一声。
大家赶紧停住。
我只擦破了嘴和手掌。
骨头没事。
后来才知道。
人能长大，不全靠命硬。
多半是身边正好有人看见了。
又正好喊了一声。
还是六班的人
学校旁的小山包上，是一栋红砖砌成的厕所。
一边是男厕所，另一边是女厕所。
中间另有一间。
是女教师厕所。
那时候，总觉得那地方很神秘。
好像老师做什么事，都跟学生不一样。
课间铃一响，上百个孩子一齐往那儿跑。
人头攒动，蔚为壮观。
有一回，女教师厕所门口排起了队。
几位老师等不及了。
狼狈地进了女学生那边。
我这才知道。
原来老师也是普通人。
也可以用学生的厕所。
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记得。
我在一校，只待了不到两年。
二年级时生了一场病，休学半年。
后来因为搬新家，转到三校。
一年后，搬走的人家又陆续迁了回来。
另外几个同样转学的同学，都回了一校。
其实，我也可以转回去。
可那一次，我动了点小心思。
我曾无意间听姐姐说过，二校老师不少是右派，社会地位不高，书却教得特别好。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于是，我跟三校说，自己搬到了二校附近。
就这样，我转进了二校。
后来想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自己替自己拿了主意。
后来，我就在二校，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同楼的玩伴，还是那些玩伴。
年龄相仿的，大多都在一校。
放学照样一起玩。
可大家念的学校不一样了。
总像隔着一点什么。
少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六班的同学，也慢慢疏远了。
许多年里，我总觉得自己算是一校的人。
又不全算。
我是六班的。
却没有跟六班一起毕业。
有时候会想：
他们还认得我吗？
他们还认我是六班的人吗？
这个念头，在心里放了五十多年。
前两年，我在微信群里读到老班长尹大为写的一篇文章——《梧桐影里忆韶华》。
文章写新一村。
写梧桐树。
也写小时候的事情。
读着读着。
许多已经走远的东西，又一点一点走回来了。
我辗转找到他的微信。
两人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
好多名字，本来以为早忘了。
他一提。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人的记忆，很怪。
天天见着的事情，反而未必记得住。
几十年不碰的东西，
却一直好好地放在那里。
去年，我回湘钢看望哥哥姐姐。
老班长做东。
约了六班几个同学，一起喝茶、吃饭。
大家头发都花白了。
大部分人，都已经当了爷爷奶奶。
有些人，乍一看，还真认不出是谁了。
可一说起小时候。
神情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那股活泼泼的劲头，一下子又回来了。
那一天，我才知道。
我一直都是六班的人。
我和一校之间隔着的那层东西。
不过是日子久了，落了一层灰。
轻轻一擦。
底下还是亲的。
母校的底色
如今，一校早已不归湘钢管了。
划归岳塘区，又和葩金校区组成了湘钢一校教育集团。
旧教学楼拆了。
教室里有了电脑，也有了大屏幕。
新一村也老了。
沙坑、防空洞、菜地，多半都找不见了。
连大葩金，也早已填平，变成了一处高端会馆。
我在一校究竟上过些什么课，如今已经记不清了。
可粉笔在黑板上吱吱的响声，山包上的蚂蚱和毛毛狗，远远望见大葩金时心里那股欢喜，电影里的枪炮声，攻长城时孩子们挤成一团的劲儿，铁罐里嗡嗡不散的回音，新沙软软的触感，一幼浓浓的树荫，还有那只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的锅炉……
都还记得。
这些，都不是大事。
小时候，原本也没什么大事。
一个人在哪儿第一次背上书包，第一次听见上课铃，第一次为了一袋话梅从二楼往下跳，第一次知道老师也是凡人，第一次还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就已经从危险边上走了一遭……
那个地方，大约就忘不掉了。
六班平日里沉在记忆深处，不出声。
有人叫一声旧名字。
几个老同学坐到一起。
说几句从前的话。
它便又醒了。
我好像又看见一群孩子。
背着书包，从树下跑过，拐过墙角。
鞋底拍在地上。
啪嗒。
啪嗒。
远处，湘钢的烟囱还冒着烟。
第二遍铃还没响。
他们已经涌进了校门。
有一个孩子。
跑在最前头。
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