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校 (Copy)
我生长在钢城——湖南湘潭钢铁公司，当地人都叫它湘钢。
一 湘水、高炉、一校
湖南人说起自己的这片土地，喜欢用“三湘四水”来表达对它的热爱和自豪。
其中四水——湘、资、沅、澧，带着大大小小的支流，像一把蒲扇铺展在湖南大地上。水到哪里，田地、村庄、城镇也就跟着到了哪里。
最后殊途同归，一头扎进洞庭湖，再入长江，通向更广阔的外面世界。
四水之中，湘江流域最大，九万四千多平方公里。湘江流域在湖南境内的面积，约占全省四成。
湘水自南来，一路向北。
上游山多滩急，滔滔不息。到了湘潭，却忽然软了性子。
它拐了两个大弯，河面渐宽，水流渐缓，像一条蜿蜒的青蛇，在这里舒展开宽厚温润的身子。
风水上说，水曲则有情。这样的地方叫“玉带环腰”，最是养人，也宜居住。
这话准不准，另说。
不过，湘潭的兴盛，倒的确与这条江脱不了关系。
明清以来，湘潭是有过大风光的，人称“小南京”，也叫“金湘潭”。
那时候陆路不便，大宗货物多走水路。湘江北上入洞庭、通长江，南下经衡阳，再辗转通往广州。只是过了湘潭再往南，河道渐浅，滩也多了，大船便不好走。
于是货到湘潭，或上岸转陆路，或卸下来换小船。
横竖都要在这里倒一道手。
船一停，人便聚。
沿江的码头一个接着一个，粮船、盐船挨岸停泊。天南海北的人在岸上肩挑车拉。
货栈、布庄、米行、药号、客栈、会馆，也一处处跟着长了出来。
老湘潭把这样的沿江街市叫作“总”。
一总、二总，顺着江岸一路排到十八总。每一总，都连着码头、街市和人家。
十八总连起来，便是一条十里商街。
最盛的时候，江面上桅杆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像长出了一片水上的树林。码头上号子声此起彼伏，街市里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米粮一担担进出，药材一包包转手。
湘潭又是有名的药材集散地。药材行里有句话：
“药不到湘潭不齐。”
江上是船，岸上是人。
空气里有米粮气，也有药草香。
一天到晚，热热闹闹。
而后来拔地而起的湘钢，就坐落在湘江一个大弯的深处，隔江遥望着昔日繁华的老湘潭。
这地方，其实早就有人看上了。
抗战前，国民政府曾准备在湘潭岳塘一带建一座大钢厂。德国专家来勘察过，说地方不错：门前就是湘江，水运方便；近处有谭家山的煤，往东不远又有萍乡煤矿，铁矿石也可以顺水运来。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德国谈设计、订设备。
1937年，合同签了。
征地、平整土地，配套的电厂，也陆续动了起来。
偏偏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
战火一步步逼近，钢厂最终还是被迫停了下来。
这个没有做完的钢铁梦，就这样留在了湘江边。
一留，就是二十来年。
到了五十年代，这个梦忽然又热了起来。
毛主席的家乡，也要有自己的钢铁厂。
1958年，湘钢上马了。
这一下，湘潭又热闹了。
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里来。
工程师来了。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了。
更多的是工人。
有人背着铺盖卷，一个人就来了；有人拖家带口，一大家子都来了。坐火车的，坐轮船的，一路往湘江边赶。
不少人来以前，连湘潭究竟在哪儿都不大清楚。
只知道一件事：
到毛主席家乡去炼钢。
那时候的雷公塘，还尽是稻田、水塘和荒地。
人先来了。
厂房还没有。
那就先搭工棚。
毛竹一扎，油毡一盖，能住人就行。
接着建厂房，铺铁路，装机器。
没有多少大机器，许多活就靠肩膀扛，靠板车拉，靠两只手一点一点干出来。
白天干。
夜里也干。
那是个浑身有使不完力气的年代。
湘钢上马那一年，冬天还没到，第一件产品已经出来了。
钢绳车间的房顶还没盖完，围墙也没砌齐。外面焊花四溅，里面的机器却已经转了起来。
第一根钢丝绳，就在这样的厂房里捻了出来。
五百米长。
一圈一圈盘在那里。
东西不算惊天动地，可对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来说，意义不一样。
荒田上真的出东西了。
湘钢，算是在这里扎下了根。
钢厂有了，人也得安家。
有的是单身小伙子，有的是单身大姑娘，也有已经成了家的。
拐角楼、三八女工楼、新一村、新二村、工人村、铁牛埠、泉心塘……
一片片生活区，也跟着厂房和烟囱长了起来。
大人要上班。
孩子要念书。
于是学校也就有了。
开始并没有什么排场。
几间平房。
一块黑板。
几排桌凳。
老师来了，孩子也来了。
上课铃一响，书声一起，学校就算开了张。
这便是我的第一所母校——湘钢一校。
它的正式名字叫“湘钢第一子弟小学”。
二 两分钟
我家就住在新一村最后一栋，三十六栋。
中间隔着另一栋楼。
过了那栋楼，沿着一个小下坡，便是一校。
从家门口到学校，不过两分钟。
从我记事起，一校已经是一栋马蹄形的两层教学楼。
主体坐南朝北，东西走向，两头向北折过去，围出一个凹字形的大院子。远远看着，有点像一座敞开了一面的四合院。
二楼正中间是校长室和老师办公室，两边以及两厢，才是一间间教室。唱歌教室和乒乓球室，也夹在这些教室中间。
走廊在外面，外侧围着铁栏杆。下了课，孩子们站在走廊上，一眼就能望见对面的小山包。
下了楼，便是一大片操坪。一楼所有教室的门都朝着操场，出了教室，就可以直接跑到院子里玩。
主楼前面的正中间，有一个主席台。隔着操坪，与主席台相对的北面，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包。
山包不高，上面散落着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旁边还有一条小路，通往一座红砖砌成的厕所。
学校这么近，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周围几栋小伙伴生活的一部分。
设施虽然简单，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玩。
还没正式上学，我们已经把学校、山包、操坪、厕所，连周围的池塘和小路，都玩出了不少花样。
说起来，倒真是物尽其用了。
最喜欢去的地方，当然还是小山包。
夏天最好玩。
山包上的草长得很茂盛。草丛里有蚂蚱，有蜻蜓，还有各种各样的蚂蚁，大的，小的，黑的，黄的，有些还长着翅膀会飞。我常把它们抓回来，装在玻璃瓶里养着。有一种黑蚂蚁很凶，还咬破过我的手指。
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抓到蝈蝈。
用冰棒棍做个小笼子，把蝈蝈装进去，摘些丝瓜花喂它，再把笼子吊在窗边。大肚子蝈蝈待在里面，时不时叫上几声，倒也温文尔雅。
还有一种，也很爱叫，我们也喜欢抓来养，叫“三叫驴”。
这家伙就没那么斯文了。扯开嗓子叫起来，“吱啦啦——”，声音像面破锣。
盛夏里，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楼栋之间三叫驴也扯着嗓子叫个不停。
听着听着，天仿佛更火热了。
在山包上，我还有一个只有自己才玩得来的游戏。
我从小就喜欢自顾自地旋转，很享受那种转完后晕眩的感觉。
一个人站在草地上，张开双臂不停地转，一边转，一边数数。有时一直数到一千，才一头倒在草地上，眯着眼睛，任由天地在眼前慢慢旋转。
等不晕了，爬起来再转。
有时候，一个下午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玩到晚饭时分。
山包上还零零散散有几座坟冢。
玩得高兴的时候倒也顾不上，可眼睛偶尔扫到那里，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惴惴的。
不过，真正的危险并不在坟里。
是蛇。
我的玩伴健健，有一年夏天在山包上被毒蛇咬了一口。
整只脚肿得老高，看着很吓人。我记得他好像还住过院，养了好长一阵子才慢慢好起来。
伤好以后，脚背上留下三道疤。
中间一道，是蛇咬的。
两边两道，却是他自己抓出来的。
伤口奇痒，又不敢碰中间被蛇咬的地方，只好拼命抓两边。抓着抓着，皮也抓破了。
一口蛇咬，最后留下了三道疤。
连山包上的厕所，也被我们玩出了名堂。
偶尔从家里偷出一支大人的香烟，几个小伙伴便躲进那座红砖厕所，偷偷点起来。
刚吸一口，就呛得直咳嗽。
又苦，又辣。
也不知道那东西有什么好抽的。
可小孩子偏偏觉得，干了大人才干的事，自己也就很酷。
有一回，我还用自己的零钱买了一包火炬牌香烟。记得好像是两毛钱一包，煞有介事地做起了“长期打算”。
香烟当然不敢带回家。
和伙伴商量半天，最后藏在附近菜农家猪圈外面的芦苇帘子里。
自以为万无一失。
没想到几天以后再去取，已经不翼而飞。
我的“长期计划”，也就此夭折。
山包靠近操场那几样简单的体育设施，也被我们玩到了极致。
单杠可以吊，可以荡，可以倒挂，人头朝下晃来晃去。双杠可以爬，可以骑，也可以把它当成两座窄窄的小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不过，比起单双杠，真正让我百玩不厌的，还是旁边那座高大的“转人步”。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字。
一根几米高的粗水泥柱立在地上，柱顶中央伸出一截金属轴，上面套着一块可以转动的圆铁盘。铁盘四周，垂下来六股粗壮的麻绳。
六个人可以一起玩。
我最喜欢跟着大哥、二哥，还有隔壁邻居家的大哥去。
他们个子高，力气也大，一边蹬地，一边借力，越转越快。
我个子小，屁股套在粗粗的绳套里，双脚早已悬在半空，只管紧紧抓住麻绳，跟着他们一圈圈飞转。
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人仿佛真的要飞出去。
后来，那根水泥柱倒了。
横在地上许多年。
再后来。
也不知去了哪里。
校园本身，也少不了被我们拿来探险。
有时下午没课，校园里静悄悄的。偶尔碰上一间教室忘了锁门，我们便偷偷溜进去。
要是能在讲台边捡到几截粉笔头，就不虚此行。
揣进口袋里，拿出来墙上地上比比画画，也能玩上半天。
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也没闲着。
我会溜到哥哥姐姐教室的窗外，踮起脚，朝里面看。
老师站在黑板前。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响。
学生们一排一排坐着，规规矩矩。
我想多看一会儿。
又怕老师发现，便把头缩回来。
过一阵。
又忍不住探出去。
老师大约从没注意过我。
我却总觉得，她早就看见了。
只是不说。
就这样，一校还没成为我的学校，早已经成了我的地盘。
三 我也进了一校
一九七一年，我也进了一校。
一年级有六个班。
我在六班。
一个班五十来个学生。
班主任是年轻的张老师。
那时候，上课前要响两遍铃。
第一遍铃声长一些，是招呼大家进教室。
第二遍短促，才是真正上课的铃声。
第一遍铃响的时候，我多半还没出门。
背起书包，蹿出门，绕过楼后，一路小跑，再一拐弯，就到了。
我虽然总是磨磨蹭蹭，可也从来没有迟到过。
可能是学生太多，教室有限，以前的乒乓球室和唱歌教室都改作了教室。
学校在操场一角建了四个水泥乒乓球台来代替。
唱歌课，就把脚踏风琴抬到教室来上。
帮唱歌老师抬风琴，也成了我们男孩子的一项任务。
好在操坪还在。
平日里，更少不了在上面瞎跑嬉闹，尘土飞扬。
学校没有礼堂，全校开大会，都在操坪中间的主席台前。
大家搬着小凳子，按班级坐好，校长在台上作报告。
报告讲些什么，早忘了。
倒是瞿副校长，我一直记得。他偶尔给全校学生讲故事，绘声绘色。
近千名学生的情绪，都跟着他的一根小指头跌宕起伏。
每学期评三好学生、先进分子，表扬好人好事，颁奖也都在这个主席台上进行。
获奖的学生走上台去接受奖励。
奖品有时是一支圆珠笔。
有时是一本日记本。
当然，少不了一张奖状。
我们坐在下面。
眼巴巴地望着。
羡慕得很。
我也在这里受到过一次全校表扬，是因为勤俭节约。
第二学期三块钱学费，我交的全是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
张老师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告诉了校长。
大会上，校长点了我的名字。
还把这件事当着全校讲了一遍。
我坐在小凳子上。
心里热乎乎的。
有点得意。
又有点不好意思。
只觉得那么多同学都在看着我，忽然不是那么自在。
那些硬币，其实大多不是我攒的。
是已经在湘钢修建部上班的大姐，一枚一枚替我攒在一个红皮罐头盒里的。
当然，严肃的事情，也在上面进行。
正在一校读高年级的二哥，班上有个姓马的同学。
不知怎么写了几句反动标语。
这在当时，可非同小可。
学校连续几天开他的批斗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主席台前。
低着头。
接受批判。
他站在右边。
左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陪斗，叫白福。
听说白福是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在学校养猪的地方劳动改造，当饲养员。
多年以后，我二哥告诉我，那位同学后来参了军，成了一名解放军。
两人闲聊时，二哥问起当年的事。
他只笑了笑。
“当时就是觉得好玩。”
“哪知道竟闯下那么大的祸。”
白福，我后来也路遇一回。
他正笑眯眯地牵着孙子散步。
所幸，他们后来都走出了那段岁月。
都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时代过去了。
人总归也过得去。
四 课本内外
那时候，课不紧。
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解放军万岁”。
好念。
一会儿就背下来了。
后面的课文，才渐渐长起来。
有一回，班主任张老师上完课，还剩小半堂课。
她说，背完书才能回家。
背的是：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谁先背完，谁先走。
这几句念着顺嘴。
真到老师面前，一句一句背出来，也没那么容易。
我看到有几个同学走到张老师面前，刚张口背出前半句，就结结巴巴，只好红着脸回到位子继续用功。
我耐着性子，等到有十足把握时才敢上前。
我过关的时候，班上还坐着十来个同学。
我杞人忧天。
也不知张老师那天中午陪到几时，午饭又是什么时候吃的。
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还不错。
段考的时候，语文、数学都考了一百分。
只是第二年上学期，我生了一场病，休学半年。
那时候也不晓得要补课。
新学期再回到班上，功课一下子落下了一截。
最让我头痛的，是汉语拼音。
这一门我本来就学得不大明白，又落了半年课，更加吃力。
什么“b波、p坡、m摸、f佛”，尤其是 z、c、s 和 zh、ch、sh，卷舌不卷舌，我总也分不清，始终云里雾里，生生把这一块落下了。
一直到了中学学英语，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才慢慢弄明白。
反过来，才把拼音给补上了。
学校里的日子，不全是上课。
更有味道的，当然还是课外或课间那些事情。
冬天，最爱玩一种叫“攻长城”的游戏——名字大概是这么叫的。
两队孩子靠着墙站好。
最前面的两个，肩膀抵着肩膀。
后面的，一个顶着一个，拼命往前推。
有点像拔河。
不过不是拉，是推。
孩子们脸涨得通红。
脚在地上乱蹬。
帽子掉了。
鞋也松了。
谁也不肯停。
天本来冷得很。
一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小山包边上有一条小路。
顺着小路走下去，约莫半个小时，有一个池塘 -- 葩金塘。
我们都叫它“大葩金”。
盛夏的暑假里，一到星期天，三十六栋的家长们常会组织大家去葩金塘游泳。
大人们走在前头。
孩子们跟在后面。
日头很大。
路也显得格外长。
可远远一望见水，脚步就快了。
身子还在路上。
心已经下水了。
一校教学楼后面，紧挨着湘钢一幼。
二楼拐角处有一扇大窗。
玻璃早没了，只剩一个空木框。
有时候我想一个人消遣，就会从那里翻出去，往下一跳，就到了一幼的地盘。
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转悠，看看小朋友们在干什么。
阿姨看见我，也不赶。
总是笑着说：
“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小孩？”
我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站在树下，看小朋友做游戏。
有时候，也爬上幼儿园的围墙。
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危险，还故意在上面小跑。墙外，是附近菜农的小竹林和菜地。
一幼的院子里有一排大树。
树很高。夏天枝叶茂密，树荫很厚，也很幽静。树下铺着一层青苔，软软的，像地毯，席地坐下也不觉得脏。
我很喜欢待在那里。有时坐着玩，有时背课文里的古诗词。
后来上了中学，我还会时不时地回来。高考前，也没少在这片树荫下背单词、背课文，踌躇满志地来回踱步。
五 拼命看电影
学校有时组织看电影。
那时候电影不多，有些是学校组织看的，有些是我们自己买票看的。翻来覆去，也就那么一些：《地雷战》《地道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年代久远，有些电影如今只剩下几个片段，有些却连许多细节都还栩栩如生。
只挑几部印象最深的说说。
《英雄儿女》看得我最过瘾。
王成从一个壕坑跳到另一个壕坑，手握步话机，最后那一声：
“开炮！向我开炮！”
喊得惊天动地。
那一声，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记忆里最响亮的一声。
可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过去，和王成一起留在脑子里的，还有那首《英雄赞歌》。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那声音好像一直在耳边回响。
它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亚于王成最后抱着爆破筒冲向敌群的那个画面。
也许那时候真正好看、又让人激动的电影实在不多。
也许只是因为那首歌本来就好听，唱得又荡气回肠。
反正几十年过去。
一个画面，一首歌。
都还在。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那天一大清早，七点多，我们就到了俱乐部。
大概事先已经听说，这是一部悲剧，很苦，很惨，很催泪。
电影才刚开场。
人物刚出来。
故事还没来得及怎么悲呢，旁边几个女孩儿已经哇哇地哭起来了。
我坐在那里，很是纳闷：
这还没怎么着呢。
怎么就哭上了？
现在想起来，也不能怪她们。
眼泪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听得懂报幕的。
不过，倒真有一部电影，差点要了我的半条小命。
那就是《南征北战》。
其实《南征北战》已经看过好多回了。
说实话，没太看懂。只记得大部队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去，打来打去，我总觉得有些平淡。
看不懂归看不懂，等到再放映这部片子时，照样一场也不肯落下。
那时候每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下午厂领导都要在俱乐部开庆祝表彰大会。大会结束，照例免费放一场电影。那次放的，就是我们已经看过多次的《南征北战》。
我和二哥，还有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早早就在外面候着，只等会议结束，大门一开，好进去抢座位。
俱乐部是苏式建筑，那时候看起来很高大。正面三个大门，进去看电影还要排队撕票。右边翼厅是乒乓球厅，外面的窗台很宽。对大人来说是窗台，对小孩子来说，却足够我们贴着墙在上面走来走去。
等得无聊，我便从侧门上了台阶，爬上窗台，想绕到正面去。
走着走着，看见旁边有人爬围墙。
我一边歪着头看，一边贴着墙机械地往前挪。
到了拐角，眼睛还看着人家，脚却照样往前挪。
一脚挪空。
我从两米多高的窗台上直直摔了下去。
肚子像挨了重重一拳，趴在地上一时动弹不得。
偏巧这时候大会散了。
门一开，人都往里涌。
二哥喊我：
“走，快走！”
见我没动，过来一看，才发现我已经摔成这个样子。两只手腕、膝盖、下嘴唇都摔破了，满嘴是血。
他把我慢慢扶起来。
还看不看电影？
当然要看。
我被二哥扶着，一步一拖地挪进俱乐部，先到厕所把脸上的血洗掉，再进场。
电影已经开演了。
除了银幕，四周黑黢黢的。
我又疼，又晕，站在那里直发抖，还是不肯走。
座位早没了。
忽然看见前面两排还空着一个。二哥说：
“你去坐那儿吧。”
我挪到位子，像往常一样一屁股坐下去。
谁知那张椅子的靠背已经坏了，椅面没了支撑。我刚坐下去，忽悠一下，又翻到了地上。
难怪就这个位子空着。
二哥看着我，又心疼，又觉得滑稽，真正是哭笑不得。
我爬起来，只好老老实实回到二哥边上，跟他一起站着把电影看完了。
就为了那句早已熟得不能再熟的台词：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当然，少不了样板戏。
最喜欢的，还是《智取威虎山》。
杨子荣打虎上山，威风凛凛。
帅极了。
那时候哪里懂什么唱腔、身段、流派。
只知道：
好看。
好听。
过瘾。
唯一觉得不过瘾的就是，杨子荣怎么不骑一匹真马呢？
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好在湘钢给家家户户都接了有线广播。
每天早上六点，《东方红》准时响起来。到了中午、晚上，又会放些歌曲和样板戏唱段。
就这样，一句台词，一段唱腔，一天一天听进了耳朵。
直到今天，我在家做饭、洗碗，兴致来了，还会扯开嗓子哼上几句。
太太早听惯了。
哪一天厨房里忽然安静一点，或者我换了别的歌，她反倒会问一句：
“今天怎么没唱阿庆嫂、胡司令？”
六 危险，都藏在游戏里
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多半没课。
我不爱写作业。
尤其怕抄生字。
一个字抄一百遍。
抄着抄着，那个字就变得可疑起来，不像它自己了。
我常想，好端端一个字，为什么非要抄这么多遍？
为此，没少挨张老师罚。
缺一遍，罚十遍。
我的天呐。
可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先到厂里玩去。
湘钢厂区，在大人眼里，是干活的地方。
机器响，炉子烧。
事情多，也危险。
小孩子却不这么看。
厂区大得很。
我们觉得哪儿都能去。
到处都是新鲜东西。
我们最爱去废品回收站。
翻捡废铜烂铁。
一块铜片，一颗螺帽，或者一个叫不出名字的零件。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就觉得有收获。
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在回收站看见一只大铁罐。
年头太久，同学的名字记不准了，像是姓王。
铁罐有两层楼高。
四面焊得严严实实。
顶上只留着一个小口。
我们爬了上去，朝里面喊一声。
声音在里面嗡嗡地转，老半天也不散。
他胆子大。
说要下去看看。
身子刚滑进去，才发现脚下根本没有地方踩。
罐壁又高又滑。
下不去。
也上不来。
开始还挣扎了几下。
挣着挣着，就慌了。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拖上来。
他的脸，惨白惨白的。
喘了一阵气。
又跟着我去别处玩了。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学校里的危险，也不少。
只是那时候，不觉得危险。
许多危险。
看着都像游戏。
有一年开运动会。
学校拉来两卡车新沙，把沙坑填得高高的。
沙又新，又软。
男孩子们扑进去打滚。
后来，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开始有人从二楼走廊往沙坑里跳。
底下喊得越响。
上面跳得越来劲。
邻居曙湘比我大两岁。
他说：
“你敢不敢跳，我给你一袋话梅。”
没有话梅，我也会跳。
有了话梅。
那更该跳了。
我一连跳了好几回。
人在半空。
只听见风声。
还有底下的叫好声。
心里痛快得很。
回到家，父亲在我屁股上拍了几巴掌。
打得不重。
威慑力却不小。
小时候，只当大人不让孩子玩。
长大了才明白。
他们不是不让玩。
是怕孩子忽然就没了。
可那时候，这样的事并不能让我们老实多久。
操场上，有一天忽然放置了一只废锅炉。
圆滚滚的，很大。
这下又有新鲜东西玩了。
孩子们推着它，从操坪这头滚到那头，再从那头滚回来。
我也钻到里面，跟着一起推。
推着推着，忽然觉得自己升起来了。
心里还有点奇怪。
起初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还以为自己成仙了。
原来，是锅炉上的一根突出来的细铁管勾住了我的衣服。锅炉一滚，便把我整个卷了上去。
转到上面，又从前面一头栽了下来。
我摔在地上，锅炉却还在往前滚。
眼看就要从我身上碾过去。
幸亏旁边一个邻居大哥看见了，大喊一声：
“停！”
大家赶紧停住。
我只擦破了嘴和手掌。
骨头没事。
后来才知道。
人能长大，不全靠命硬。
多半是身边正好有人看见了。
又正好喊了一声。
七 还是六班的人
话说我在一校六班上学不久，居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藏在小山包上那栋红砖厕所里。
就是那个我们偷偷抽烟，还在那里制定过“长期计划”的老根据地。
学校这个厕所，确实不小。
感觉有我们三十六栋那么长，只是矮一些。
远远望去，像是一栋长长的红砖平房。
一边是男厕所。
一边是女厕所。
门开在两头。
入口处各有一道短墙，像屏风似的，把里面遮住。
奇怪的是，男女厕所中间，居然还另有一间。
小一点。
门单独朝前开。
入口也有一道短墙挡着。
是女教师厕所。
那时候，总觉得这一间有些神秘。
老师的世界，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每到下课铃一响，上百个孩子一齐往那里跑。
人头攒动。
蔚为壮观。
有一回，女教师厕所门口居然也排起了队。
几位老师等不及了。
狼狈地进了女学生那边。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
原来老师也可以用学生的厕所。
这重大机密，我捂了几十年。
到今天，才正式披露。
我在一校，其实只待了两年。（幸亏只待了两年，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现多少机密。）
后来搬家，我转到了三校。
一年后，搬走的人又陆陆续续迁了回来。
几个同样原因转学的同学，都回了一校。
其实，我也可以转回去。
可那一次，我动了点小心思。
我曾无意间听姐姐说过，二校老师不少是右派，社会地位不高，书却教得特别好。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于是，我跟三校说，我家搬到了二校附近。
就这样，我转进了二校，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可这样一来，心里便有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同楼的玩伴，还是那些玩伴。
年龄相仿的，大多在一校就读。
放学照样一起玩。
可大家念的学校不一样了。
总像隔着一点什么。
少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六班的同学，也慢慢疏远了。
许多年里，我总觉得自己算是一校的人。
又不全算。
我是六班的。
却没有跟六班同学一起毕业。
有时候会想：
他们还认得我吗？
他们还认我是六班的人吗？
这个念头，在心里放了五十多年。
前两年，我在微信群里读到老班长尹大为写的一篇文章——《梧桐影里忆韶华》。
文章写新一村。
写一校，写钻防空洞。
写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读着读着。
许多已经走远的东西，又一点一点走回来了。
我辗转找到他的微信。
两人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
好多名字，本来以为早忘了。
他一提。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去年，我回湘钢看望哥哥姐姐。
老班长做东。
约了六班几个同学，一起喝茶、吃饭。
大家头发都花白了。
大部分人，都已经当了爷爷奶奶。
有些人，乍一看，还真认不出是谁了。
可一说起小时候。
神情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那股活泼泼的劲头，一下子又回来了。
那一天，我才知道。
我一直都是六班的人。
不过是日子久了，落了一层灰。
轻轻一擦。
底下还是亲切的。
八 母校的底色
如今，一校早已不归湘钢管了。
划归岳塘区，又和葩金校区组成了湘钢一校教育集团。
旧教学楼拆了。
教室里有了电脑，也有了大屏幕。
新一村也老了。
沙坑、菜地，多半都找不见了。
连大葩金，也早已填平，变成了一处高端会馆。
我在一校究竟上过些什么课，如今已经记不清了。
可粉笔在黑板上吱吱的响声，山包上咬破我手指的黑蚂蚁，“转人步”呼呼的风声，远远望见大葩金时心里那股欢喜，电影里的枪炮声，攻长城时孩子们挤成一团的劲儿，铁罐里嗡嗡不散的回音，新沙软软的触感，还有那只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的锅炉……
都还记得。
这些，都不是大事。
小时候，原本也没什么大事。
六班平日里沉在记忆深处，不出声。
有人叫一声旧名字。
几个老同学坐到一起。
说几句从前的话。
它便又醒了。
我好像又看见一群孩子。
背着书包，从树下跑过，拐过墙角。
鞋底拍在地上。
啪嗒。
啪嗒。
远处，湘钢的烟囱还冒着烟。
第二遍铃还没响。
他们已经涌进了校门。
有一个孩子。
跑在最前头。
是我。
1971年入校岳塘照相馆留影
上小学也是件大事，家里特意花钱带我去照了一张。胸戴领袖像，手捧红宝书——那年月拍张像，也得有点时代的标准配置。人倒是笑得挺开心，大概还不知道，从此就要开始写作业了。
六班同学在雷锋纪念馆合影
感谢老同学刘东民提供照片。几十年过去，照片已经有些模糊了，倒很像记忆本身。拍照时我已经转学，没赶上这一趟。如今再看，一张张小脸还是那么亲切。照片里虽没有我，把它放在这里，就算悄悄给自己补了个位，又跟大家参加了一次集体活动。
一晃六年，小学毕业了，与哥哥姐姐合影
入学时还是个捧着红宝书的小不点，一转眼，小学毕业了，也可以站在哥哥姐姐身边，觉得自己长大了。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大家其实都很年轻，大姐也不过二十三岁。可在我的童年里，他们一直都是大人，也是从小到大一直照顾我、护着我的家人。